杨北辰

 

在对于高露迪创作展开的可能讨论中，我从最初便受到某种思考路径的挟持或者诱惑——在开始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便凭空决定要为其采取“倒叙”的形式，即从“结论”出发逆推，即便当时我并不清楚终点与起点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需要被跨越的距离。这大致是一种倒叙推理（inverted detective story）的方法：于我而言，艺术家在他的绘画中布置了一个“案发现场”，仿佛在展示一场针对绘画进行的“犯罪”的最终成果——你甚至可以从某些局部发现他对于这个媒介漫长、残酷、执迷的刑求与折磨，到处都是散落的“证据”——绘画的历史体制与语法已被肢解，击碎，不可辨识，其上附着着艺术家浓重的视线、指纹以及采用新“作案”工具介入时遗留的复杂痕迹；我则必须非常小心地将自身置于这个场景中，从细节层面逐步去想象以及复原这场“谋杀”的全过程。如果说Yves-Alain Bois为1980年以来的绘画制定的历史任务是“艰难的哀悼”（difficult task of mourning）[1]，哀悼一场无可挽回的衰败，那么高露迪这一代的当代画家似乎在将这种哀悼反转为对于进一步“剥夺”绘画的庆祝，他们试图完成的新的历史任务恰恰是令绘画不断“死亡”，不断以新的方式“死亡”，在不同的时间——非时间中（a-temporality）—— “同时”死亡。从这个角度出发，当代绘画（contemporary painting）将是一位永远鲜活、充满能量的“死者”，也许可以就此摆脱在循环往复的“死亡”与“复活”（resurrection）之间沦为“僵尸”的命运。

 

4.“passage”

 

 

步入高露迪的绘画现场，你首先会发觉其间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结构、形状与颜色，却无法以简单的标签命名这些作品——画面的造型感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切片被“强行”拖入某种透镜或滤镜视野后构成的异常“轮廓”，或者说“结构”——这让我联想起另一个艺术史家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在分析杜尚1912年立体主义时期的作品《童贞女到配偶的过程》（Le Passage de la vierge à la mariée）时采用的概念，“通路”（passage）。乔斯利特认为“通路”是现代绘画（modern painting）的一种“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一个连续、有机的基础结构， “通路”即是具备独有特征（mark）的关系性：一方面作为画面内部各物质元素运动的轨迹，另一方面又将艺术家对于画布的各种主体化操作与此轨迹衔接，这令其成为了画面内外以及主客体转化的发生渠道——比如在经典的现代主义绘画中，艺术家强大的表现性主体与反再现的纯粹形式之间便构成了一条通路，人（persons）与物（things）的关系由于绘画行动的进行而呈现出一种调和（reconciliation）与运动（motion）的趋势。乔斯利特进一步提出“经由物质的力的通路”（a passage of force through matter）[3] 而产生的“主-客体”（subjectobject）是现代主义绘画的伟大发明之一。然而在晚近的抽象表现主义中，通路中的“力”逐渐转向“速度”（或“速率”，velocity），速度使得原本纯粹的符号系统变得混杂，而时间性开始超越画面内外之空间区分，成为更为显著的通路。例如在波洛克的作品中，由于艺术家独特的卷入方式令两条时间通路同时成为可能：画面中的动能来自大量物质操作被迅即压缩入一个瞬间而形成的视觉事件，或恰恰相反，在不同符号（sign）持续、剧烈的相互转换中，画面始终处于无止境的生成之中，显得永难完结——两种逆行的情动时间（affective time）共存于其中，成为了现代绘画的经典时间样式。

 

在抽象表现主义之后，绘画似乎再也难以保持其格林伯格意义上的整全性（integrity）与媒介特殊性（medium specificity），而是愈发陷入一种高度自我指涉（self-reflexive）的后媒介（post-medium）状态——即便是现代主义绘画也已具有自身的历史性（historicity），所有“通路”都业已成为历史知识或者艺术史“导览”路线，“抽象”所试图实现的“零度”（zero degree）画布早已布满了前人留下的系统性工程。在不断追求自我更新的焦虑中，正如道格拉斯·克兰普（Douglas Crimp）所言及的，现代绘画“‘逻辑上’趋向于减少并最终到达一个终点” [4]的特征愈演愈烈；而后媒介条件下对于解构的强调其实只是强化了绘画与其惯例（convention）之间无尽的辩论与斗争，绘画因此愈加跌落入一种话语媒介（discursive medium）[5]的境地。在“终点”之后绘画如何行动？如何避免沦为挂在墙上的“僵尸”，而再次更新为能动的媒介？也许只有在由不同“通路”交错形成的“网络”（network）中，在网络之间的传动（transmission）中，在不断的转场（transition）、异位（dislocation）、激活的过程中，当代绘画中才能启动新的面向——只有这样，绘画才能又一次成为直接的现场，并处于“自身之外”（beside itself）[6]。

 

高露迪去年于空白空间的同名个展上，很多绘画的原型图片（picture）来自网络与社交媒体，匿名，无来由，无法识别。然而在展览现场，我们依然可以明确体会到某些“历史”因素——无法驱散的所谓“抽象”、“表现”或“波普”意味：那些或膨胀或收缩的几何结构、充满张力又极为克制的线条以及鲜艳、饱和的色泽，似乎都在向我们提示这些作品与某些历史通路的关联。不过，与经典的绘画征用图片的方式不同——比如劳申伯格的“物质性”挪用（appropriation）——高露迪试图与这些图片的另一层次建立通路，而这个通路既不仅仅通向艺术家的主体性，或者图片的物性（objecthood），甚至亦不是它们在绘画平面相遇而滋生的艺术史投射。艺术家在此试图提炼某种关于“信息”本身的风格，或者一种传递性（transitivity）自身的形式感。这个信息从一个具体的现实场景开始，经由社交媒体的处理、流转，再到艺术家接触到它的界面，并最终以绘画方式呈现在画布上，此过程中众多不可见的社会与数字网络都在该信息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绘画则仅仅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对于这些印记的“记录”或“整合”；而另一方面，绘画本身也在等待进入网络带来的永不停歇的异位之中，成为一张图片/信息/商品。在这个意义上，高露迪的绘画正呼应了乔斯利特将当代绘画称之为一种“广播媒介”（broadcast medium）[7]的断言（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甚至将绘画定义为“实况媒体”（live medium）[8]）：绘画不仅在传播自身的历史话语，也同时作为一个行动者（agent）充当外在更庞大网络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亦将这种行动反馈回绘画的系统中——这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绘画内部的既有定义：“抽象”与“表现性”难道只是绘画的专有属性吗？难道这种信息传递本身不就带有“抽象”与“表现性”的特征吗（比如互联网的图像搜索功能或Photoshop的渲染技术）？当我们观察高露迪作品中对于来自社交媒体的图片进行各种图像层面的操作时，难道我们只能从绘画的立场出发进行判断？而不是认为这些变形同时也携带着复杂传递过程中那些人/非人、主体/客体、社会/技术因素的影响？进而“笔触”（brushstroke）、“手感”或者“身体性”这些媒介特殊性的立论基石是否还具备说服力？

 

甚至，艺术家以及他的主体性在这种进程中不也连带产生了变化？在一篇关于画家Michael Krebber的评论文章中，作者强调：“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数字网络及其社会[9] 而在201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Forever Now”的相关圆桌会议中，一位与会者亦指出：“主体性的概念已经随着互联网与数字文化——于其中我们是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影响的‘策展人’——改变了……作为策略配置的信息收集（研究）在一个人的主体性中已经变得与其他社会标签或生活事件一样重要了。”[10]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艺术家不得不持续面对自身主体性中的非主体部分，被网络的各种情动力（affects of network）所波及，或处于后网络式的“图像客体”[11]处境，但同时，他亦可以通过绘画给予图像以某种社会生命（social life）。我们可以想象，艺术家在面对那些社会图像时的状态：当试图运用他磨炼已久、富有创造性的绘画技艺时，他亦被这些图像内部深层次的社会化属性、情感以及可能的叙事所触及——而“去绘画”也许恰恰是他在二者之间迟疑不决（indecision）的瞬间。

 

3.“jpeg”

 

 

高露迪刚刚完成一张名为《机场》（2016）的新作，也许是我目前看到他尺幅最大的作品——艺术家对于“机场”这个意象有着独特的迷恋，在他之前的大量创作中我们也能发现几张以机场为主题的作品，但尺幅小许多，显得仿佛为准备这件新作进行的习作，或者可视为新作的局部“特写”。然而将它们一并观看可以得到更加有趣的体验：在三幅小画作中，画面其实被处理为跑道与其上部非跑道之间的空间关系，且二者的区域有着明确的分隔。跑道严格的几何规划与谨慎的配色，与非跑道近乎劣质数字渲染效果的云团状斑驳色块泾渭分明，前者在水平方向获得了延伸的张力（尤其《机场C》与《机场B》中梯形箭头状色块强化了这种效果），后者则在垂直方向涌动着脱离前者的错觉，进而画面内焕发出某种奇异的速度感与透视效果，似乎“机场”正在被同时发生在水平与垂直方向的两股力量拉扯，在两个方向上都存在运动的可能——而艺术家标志性的圆点此时便成为了稳定整体的节点所在。然而在新作中，整个画面呈现出“失速”的状态，却并不因为横截面被拉长，天空与地面的部分都得到了扩展，抑或将原本纵向的图像横置造成的颠倒感，而是我们突然察觉到其遵循着特别“纪实”的原则：线条与线条之间的紧凑铺排“拦腰截断”了动势，线条与颜色圈拢的区块之间明确的边界使得比例的调配稳定且平衡，即便相近区块的颜色对比强烈，也无法掩饰整体散发出的安静与典雅的气氛——唯一带有明确运动趋势的是右侧的（双）球体，因为与一条倾斜的主线条相切，其作势向右上方离去。如果假定四幅画作都在描绘同一地点的同一时刻，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这座机场正处于某种“运动的静物”（moving still）状态。

 

后来我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发现了这幅新作的原型照片，就像任何一张被打印出来的手机照片一样，它毫不起眼的与其他绘画工具一起被散乱的摆放在工作台上。画作与照片确实有着非常吻合的视觉结构，除却颜色方面艺术家进行了富于自己特色的调整外，其他部分基本忠实于这张据说是“随手拍摄”的图片。如果从绘画反观，照片无疑是漫不经心的，甚至可以说“了无生气”，构图并不甚考究，颜色沉暗，像素颗粒明显，但仔细观察，画作中的层次感与氛围都与照片相仿——它们似乎分享着共同的“灵韵”（aura）时刻。当然，这不并是一种“写生”，而是接近于利用不同类型的观察技术，对机场这个处于高速运转、时刻发生变化的地点进行的视觉切片实验。这令我想起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在他的名著《绘画-摄影-电影》（Painting Photography Film）中的主张：“与其说绘画正在死亡，不如说她被置于摄影的签名之下。”对于莫霍利-纳吉那一代的现代主义者而言，从绘画经由摄影抵达电影的序列是一种动力与进步的进程，而摄影的居间状态令其处于某种“辩证”的可能之中：“（摄影）将绘画与电影连接起来，将一方指向另一方，最终实现一方对另一方的扬弃（[13]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处于扩张中的摄影（expanded photography）：一方面试图摆脱绘画为其提供的历史语境，诸如构图原则，成像机制的原理等，另一方面，又必须拥抱自身作为光感界面（light-sensitive surface）的媒介特殊性。莫霍利-纳吉因此提到了底片曝光片（photogram，或译为“黑影摄影”），类似于胶片的一格，其将摄影与电影的属性统一起来，即集静止与运动于一身——与上文我们提及的“运动的静物”异曲同工。

 

画家借助摄影创作的历史由来已久，但银盐摄影与胶片摄影依然存在某种类似绘画式的缓慢的时间生成过程，以及光线与人之间复杂的视觉协作关系。这种可比性提供给了早期摄影一种潜能，一种成像速度与观察尺度上的激进性，进而艺术家，比如部分超现实主义者，愿意为此放弃绘画的迟滞与非精确。而高露迪这样的当代画家则试图重新从摄影回返至绘画，这种意愿从何而来？或者说，在一个图像已经无限溢出的时代，为什么要“画”一张照片？

 

在我看来，高露迪的四张关于机场的作品完美缔造了一则关于当代图像的隐喻。在《软图像》(Softimage)一书中，作者敏锐地指出：“手机摄影作为当代图像最重要的生产工具，随时可以令我们对世界展开图像层面的捕捉，而随着我们的移动、社交媒体以及云端的存在，我们亦恍惚感到自己携带着世界而行——静止与运动在此都变得无比相对。在另一层面，数码技术将成像的整体过程交付于数字设备的自动性与即时性，以及软件/应用对于图像的处理与保证，而这恰恰造就了一种彻底“非人”的图像。绘画则依然充满了人的介入与塑造的痕迹，进而摄影与绘画在最初阶段得以合作的基础已然消失：在时间、速度与精确度方面，它们已毫无共性可言。而这造成的结果是：当画家去“画”一张手机照片，或者说jpeg格式的图片时，他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彻底对象化的物（thing）——如同面对一块面包或一辆汽车一样——他需要把握的是自身与该“物”之间的时空关系，而不再是与图片中再现内容的关系。类似罗兰•巴特在其讨论荷兰静物画的著名散文《世界客体》（Le Monde-Objet）中阐述的：“这便是对象的一种真正的转移，该对象不再具有本质，它完全躲进其属性之中。”[15]世界彻底隐没在照片之中，照片成为了唯一的对象-世界（world-object）。高露迪的“机场”便是如此，无论处于动势的小幅作品（虽然我目前仍然无法确定它们是否也是根据jpeg照片绘制的），还是处于静态的大幅作品，动静的差异并非来自艺术家特定时空的主体视角，而是世界于jpeg格式中存留的即时痕迹或档案；而“绘画”层面的表达，除却艺术家自身的“手感”与审美操作以外，那些jpeg格式的技术特征（比如完全数字化的压缩色彩与像素）亦同时进入了绘画，且越来越成为不可见却具有效力的参照系统——艺术家已经在不知不觉“临摹”由此产生的图像效果，甚至可以说，画家的工作是利用造型语言的方法给予像素以某种可见的绘画形式。随着数字技术越来越成为观察世界的霸权方式，成为连接我们“眼与心”之间的基本工具，当代画家亦无法置身事外，他们对于世界的情动感应业已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种jpeg模式。

 

这究竟是绘画的末日还是新的起点？这就像追问到底户外写生重要还是室内静物素描重要，抑或应该选择无损的原始图像（raw）还是压缩的jpeg一样，我们面对的只是一种新的绘画对象与情景，且这些对象与情景已携带着自身的属性与标准回返至艺术家的创作中，亦成为一种重置与激活的过程。也许艺术家恰恰应该针对这种情景或对象展开工作，一种新的自我指涉的策略。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开启的JPEGs在此可以成为一种参照。在这个系列创作中，鲁夫将一张正常的数码照片压缩至极小的分辨率，再解压为极大的分辨率，在这种极端的操作下，jpeg的像素格彻底被暴露出来，或者说，图像本身已经消失，而格式成为了唯一的在场。一切都变得匿名，无论是它的拍摄者，还是其再现的内容，都已无从考据——鲁夫在此也许试图揭示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图像的真正本质。但压缩仅仅意味着“损失”（loss）吗？乔斯利特在一篇文章中便强调压缩在损失的同时亦带来了一种“收获”（gain）：意义会在图像不断丧失、再生与进一步流转之间获得进一步的累积。正如在高露迪绘画中呈现的那样，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找到寻回一个世界的生动方式，即便那已不再是原有的世界。

 

2.“骷髅”

 

 

骷髅是死亡的证据，而高露迪似乎对展示这种证据情有独钟。在艺术家工作室的一张工作台上有一个翻制的骷髅头模，由于是金属锻造，其上一直散发着明亮的光泽。然而我在第一次看到这具骷髅头时，首先想到的却是西方古典静物画的一个特殊主题，“虚空”（Vanitas）。“虚空”画总是以象征死亡的骷髅头作为画面的中心，围绕其散乱、重复地布置上诸多不同事物，衰败的水果，散置的乐器，意喻生命短暂的沙漏与怀表等等——类似于一个忧郁的物的剧场。让•克莱尔（Jean Claire）有一段对一幅17世纪虚空画的描述：“储集物，打造一座堡垒，建一堵由惰性与寂静事物构成的墙，为了不看到世界的黑夜，也不再听见她的嘈杂，这就是一种忧郁的方案：在表面的丰富之下，永远难以延缓的孤独的苦涩滋味。”[16]有趣的是，在高露迪的工作台上也自然形成了一幅静物画：围绕这具骷髅头同样布满了物件：画笔，颜料，胶带，刚刚收到的快递，啤酒……它们杂乱无章又默默地环绕着这模具，却丝毫不忧郁或苦涩，亦不封闭与厌世，显现的是一处艺术家兴奋工作的剧场。他的骷髅模型给予我的第二联想则是赫斯特的《For the Love of God》（2007），那件彻底渗透着胜利感与荣耀感的昂贵之物。这与第一联想极端冲突的印象似乎并非只来自二者形态上的近似，而是高露迪对于骷髅这种不祥之物同样采取了一种轻松甚至反噬的态度。第三个联想则是Mark Quinn的《Self》系列，也许这一次过于牵强，但我始终认为：一个对于人脸或者头部执迷并不断强迫性描述的人，其最终试图抵达的是他“自身”，他的自我之谜。

 

高露迪亦曾经谈及其对于死亡状态的兴趣，但当我看完他大部分以骷髅为主题的作品时，我却并不认为如此，或者说他试图表达的是某种向死而生的体验，因此骷髅的意象在他的绘画中总是释放出一种雀跃的生命意味。尤其是在最近创作的《五十五个骷髅》中，以模仿巴黎地下墓穴形式堆放的骷髅头密集地拥挤在五层框架中，然而散发出的却是具有层次的喧闹感，甚至，由于艺术家对于头部线条的细腻处理，而令人产生一种骷髅们在波浪般涌动的错觉。艺术家通过点、圆圈或者彩色轮廓线的勾勒，令面孔向外的个体表情既抽象又十分生动，甚至带着戏谑的意味；即便那些背对视角，或面部颜色极淡的个体，也被妥善地置于一种总体结构的美感之中，一种活性、优雅的美感。

 

在另一些呈现单独骷髅的画作中，骷髅和脸的关系变得十分暧昧，比如一张名为《脸》（2016）的作品其实表现的却是骷髅式的面孔。这些作品一般画幅较小，几乎与人脸有着相近的尺寸，凝视它们久了往往带来一种复杂的情绪，这使得画面的主题陡然严肃起来：它们突然变成了与死亡直接发生关系的肖像。不禁令人联想起列维纳斯对于脸的二重性的严肃诠释：骷髅似乎成为了脸中之脸，一种不可见的他人之脸，他一面在抵抗着我对于他的观看与权力，一面又寻求着与我之间发生某种非常深层次的关联——而这恰恰让人不寒而栗。

 

 

1.“复眼”

 

• “绘画是一项盲人的事业。”
• Painting is a blind man’s profession.
• ——巴勃罗•毕加索

 

当我第一次去高露迪工作室拜访时，“复眼”这个词便一直出现，直到现在。绘画性的复眼意味着艺术家拥有极度敏锐的视知觉，同时亦饱有广阔的视域，对于新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得心应手——这使得他即便如此年轻，却依然开启了诸多面向的当代绘画的工程。然而正如毕加索所说，一个真正的画家也许需要从学习“失明”开始，更好的失明，更准确的失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逼迫出新的语言，直到那时才是一种真正激进观看的开始。